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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建設

              2015-05-30 10:57:00來源: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作者:

                經濟保障是抗日戰爭勝利的基礎??谷諔馉帟r期,山東抗日根據地通過統一和規范財政經濟制度保證黨政軍機關的財政供給,通過實行減租減息調動各階層群眾抗日積極性,通過開展大生產運動壯大根據地經濟,通過開展貨幣斗爭、對外貿易加強對敵經濟斗爭,使自身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從而為勝利開展戰略反攻,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奠定了實的物質基礎。

                (一)財經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抗戰初期的財經工作  抗戰全面爆發后,山東黨組織在全省組織了數十起抗日武裝起義,建立了數十支抗日武裝。這些抗日武裝力量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解決部隊的吃、穿、用問題。不解決部隊的吃飯、穿衣和花錢等問題,抗日武裝力量就無法存在和發展。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會議上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其中指出:以“有錢出錢和沒收漢奸財產作抗日經費為原則”。依據這一原則,山東在抗戰初期提出了“有人出人,有錢出錢,有糧出糧,有槍出槍”的口號,動員廣大群眾支援抗日軍隊,通過募捐攤派、沒收漢奸財產等辦法,解決經費與給養。人民群眾捐獻的經費、槍支,及時補充了各抗日武裝的軍需。1938年9月,膠東婦女開展募捐活動,募集金銀3萬余兩。一些積極參軍的青年,自備槍支,自帶衣物。在抗日高潮推動下,一些開明地主士紳也捐獻了一些錢糧槍支。

                但是這一時期,抗日根據地尚未正式建立,在斗爭中發展起來的抗日武裝也從來沒有得到國民黨政府的什么軍餉。因此,抗日武裝部隊沒有正常的供給來源,只好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糧款草料就地征發,隨籌隨支。部隊中也沒有炊事員,每頓飯都是根據需要數量由村長、保長向各戶派收熟食,窩窩頭、餅子、煎餅,樣樣都有。

                抗日武裝部隊在征用糧款時要同當時的各種政權打交道。一種是國民黨原有的舊政權,如區、鄉公所,需要什么東西,找他們的區、鄉長。這些人是誰的武裝來,就應付誰??谷瘴溲b部隊利用這一點,解決部隊的供給問題。另一種是抗日力量派人參加政權,使原來的政權更好地為抗日武裝部隊辦事。這樣,有兩面負擔或多面負擔的政權,難免負擔過重。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注意發揚紅軍艱苦奮斗的革命傳統,關心群眾的疾苦。廖容標率領的八路軍第三支隊活動在益都、博山邊境時,這里的群眾很貧困,群眾供給有糠的酸煎餅已覺很吃力。當時有人建議籌集白面食為部隊改善生活,干部和戰士堅決表示同群眾同甘共苦,謝絕了吃面食的建議。群眾很受感動,稱廖容標為“廖菩薩”,稱這支部隊為廖菩薩部隊。

                隨著抗戰局勢的變化,戰爭的殘酷性與持久性日益明顯,這種臨時性征集給養的方法越來越顯示出它的不足。1938年9月,蘇魯豫皖邊區縣委書記聯席會提出,必須統一收入統一支出,建立統一的財政制度。

                統一財政收支  1939年初,山東分局開始提出一些指導財政經濟工作的意見,要求根據地建立統一的、有計劃的供給制度,取消苛捐雜稅和攤派制度,實行合理負擔。1939年8月,山東分局決定實行統一的財產所得累進稅制度。其基本原則是錢多多出,錢少少出。累進稅率原則上按階級規定,中農貧農不超過所得的5%,富農不超過10%,小地主20%,中地主30%,大地主35%。隨著抗日民主政權的建立,一些財政機構、財政制度初步建立起來。一些部隊的財糧供給開始由抗日民主政權籌募,隨地募捐、攤派的辦法有所改變。

                隨著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壯大,中共山東黨組織加強了對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工作的指導。1940年3月,山東分局成立財政經濟委員會,黎玉任財委主任,艾楚南任副主任。隨后,地委以上的各級黨委也都建立了相應的財委機構與制度,統一的財政制度初步建立。山東省聯合大會召開以后,財政經濟建設工作取得了較快發展。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設立了財政經濟組,其下屬各級政權亦相繼設立財經機構。

                8月,省戰工會頒發的《山東省戰時施政綱領》,提出了財政經濟工作的施政內容。9月,全省第一次行政會議把財政經濟問題作為重要議題進行了研究,并把財經工作列為中心工作之一。提出要執行正規的財政經濟政策,“按公平負擔辦法,實行統一征收救國公糧,實行糧食支票制度,統一支付給養,節省糧食”?!皩嵭薪y一財政收支,建立嚴格預決算制度,肅清貪污浪費?!?1月7日,山東省戰工會又作出《關于統一財政之決定》,對統一山東財政工作作了一系列具體規定?!稕Q定》指出,凡各項稅收、田賦、官產、逆產、行政罰金、募捐等款項一律為國家收入,非經每個地區最高政權及財政負責人允許,概不得動用。至年底,又陸續頒發了有關財政經濟工作的多項法規、條例,全省財政收支、賦稅征收等,都有了明確規定與實施細則。各地抗日民主政權、部隊與群眾團體的財政收支,逐漸由各地統一管理發展到由省戰工會財政處及地方財政科統一管理。

                1942年5月30日,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同日下發一系列關于統一財政建設的文件,包括《關于統一村鎮財政及人民負擔的決定》、《關于配合減租減息整理村鎮財政工作的指示》、《山東省經管收支款項統一處理辦法》、《關于罰款募捐及沒收代管的決定》、《關于稅務問題的決議》等,對于統一財政收支和人民負擔作出了具體規定。省戰工會確定,財政收入項目為田賦、稅收、礦務稅、契稅、司法行政罰金、官產收入、公營企業盈余、雜項收入,其中田賦、稅收為主要項目。同時取消苛捐雜稅、零星稅收40余種,在征收辦法上廢除了中間剝削。確定支出分為軍費、行政費、群眾團體補助費,并劃分省款與地方款的界限。同時建立了預決算、會計、審計、金庫、開支報銷、解繳等制度。山東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政策進一步統一和規范。

                征收救國公糧  救國公糧是抗日民主政權向農業經營者征收的一種農業收益稅。它具有一定義務性質,是山東人民為抗戰盡的職責、作的貢獻。

                1938年,膠東抗日武裝創建蓬萊、黃縣、掖縣抗日根據地之初,籌募到糧食50萬斤,1939年籌購糧食830萬斤。這是抗日民主政府征集公糧之始。1940年4月,北海專署成立糧食管理委員會,開始建立糧食預算制度,并由軍政統管糧食向政府單獨負責管理糧食過渡。

                由于抗戰初期的救國公糧征收采取的是動員勸募方式,籌收沒有一定標準,人民負擔極不平衡,影響了群眾的抗戰情緒。1940年秋,全省第一次行政會議提出要按照公平負擔的原則征收救國公糧。經山東省臨時參議會通過,省戰工會于1940年11月頒布了甲、乙、丙3種公平負擔辦法。甲種負擔辦法是按每戶的負擔能力,確定其負擔分數,按分均攤該村應負擔的“給養公費”。乙種負擔辦法是以每人平均地畝為標準,按差額累進實行比例分攤的辦法。丙種負擔辦法是將土地、動產、不動產及工資等全部收入自報公議,折合成現金或小麥,以人均收入累進征收。山東各個地區,主要實行了甲乙兩種公平負擔辦法。這兩種辦法雖然比募捐和攤派制度有了很大改進,但仍存在不少問題。因此,1942年8月16日,省戰工會作出《關于修正征糧辦法的決定》,在乙種公平負擔辦法的基礎上,提出了“征糧新辦法”。新辦法規定,征收救國公糧的基本原則是根據每戶每年的收獲量,按累進比例征收。新辦法公布后,各地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出具體措施,使征糧新辦法在1942年秋季征收公糧中得到了貫徹執行。

                為進一步完善征糧辦法,中共山東分局于1943年5月10日發出《關于征收救國公糧的指示》,提出了3種修正征糧辦法:一是按照乙種公平負擔辦法酌量修改,二是按照“征糧新辦法”略加修改,三是綜合采用以上兩種辦法的優點。從1943年夏季征收公糧開始,各地基本上按山東分局5月指示修訂了征糧辦法。上述辦法逐步完善并趨向公平合理,先后在山東抗日根據地內大部分地區得到了貫徹執行,受到根據地廣大農民的擁護。他們發揮了高度的愛國精神,把公糧叫做“救國糧”,爭先恐后,踴躍繳納,從而保證了戰時糧食供給,人民的負擔也逐步減輕。

                整理村鎮財政  抗戰初期,由于對村鎮財政工作重視不夠,各地村鎮財政收支紊亂、人民負擔偏重,貪污浪費現象普遍存在。為了減輕人民負擔,改善人民生活,鞏固民主政權,保證戰爭需要,1942年5月30日,省戰工會作出《關于統一村鎮財政及人民負擔的決定》,發出《關于配合減租減息整理村鎮財政工作的指示》,要求對村鎮財政進行整理。整理的辦法,首先是把各村鎮過去的財政收支情形,村鎮長好壞程度及其在群眾中的威信等作詳細的調查統計,然后根據當地具體情況,斟酌輕重緩急,決定處理辦法。一般以積弊最深、貪污最多、群眾最痛恨者為主。在此基礎上,發動群眾進行清算工作。7月1日,山東分局也作出《關于整理村鎮財政的決定》。在此前后,各根據地先后召開會議,研究整理村鎮財政問題,并根據各地情況制定了統一與整理村鎮財政的具體辦法。整理村鎮財政工作在各地相繼展開。通過整理,各地清理出大量的貪污、浪費問題,分別情況給以處理。對一般貪污村長,大都是令其吐出私吞款項,教其改過自新;對個別情節嚴重的,則給以嚴厲懲處。據不完全統計,到1943年9月,山東抗日根據地內有2200余村進行了財政整理。

                (二)北海銀行的建立與貨幣斗爭的開展

                北海銀行的創辦  抗戰爆發前,山東各地市場上流通的貨幣主要是法幣、韓復榘發行的“山東民生銀行”紙幣。七七事變爆發后,分駐于山東的國民黨各部隊,在其防區大量印發地方流通券,各地地主也趁戰亂私自發行各種輔幣。這些濫發的五花八門的紙幣,使當時山東的金融市場陷入極端混亂狀態。

                為解決軍需民用,1938年3月,山東抗日游擊第三支隊黨委成立財經委員會,并決定由財委會負責籌建銀行,發放使用自己的貨幣。定名為北海銀行。4月,籌備工作開始,原青島中魯銀行經理張玉田被聘請為銀行經理,由他組建領導班子,具體籌辦。同年10月,為了保證根據地的財政供應,解決部隊冬裝和收購棉花,北海銀行首次發行北海幣。北海幣的問世,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市場,解決了零輔幣不足的問題,受到根據地人民的普遍歡迎。

                為進一步擴大北海銀行的影響,1938年12月1日,北海銀行在掖縣城舉行開行典禮。當時,北海銀行總行設在掖縣,總行下設蓬萊、黃縣兩處分行。由于偽軍張宗援、劉桂堂等率軍攻打蓬黃掖抗日根據地,1939年1月前后,膠東區黨委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陸續撤離,轉入山區堅持游擊戰爭,北海銀行工作暫時終止。

                北海銀行的恢復與統一  1939年4月,中共中央在《對山東問題之處置辦法》中,批評山東在統一戰線政策下對國民黨“退讓太多”,“接受”、“取消”北海銀行。并在5月對山東工作的指示中,強調“在財政經濟問題上,已得財源決不應放棄?!鄙綎|分局據此指示膠東區黨委須重建北海銀行,并要求努力經營,將其建設成為全省的金融調劑機關。1939年八九月間,北海銀行重新籌建,陳文其任行長。

                為保證各抗日根據地的支出所需,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決定擴大北海幣使用范圍。1940年2月底,山東分局和八路軍第一縱隊向山東各抗日根據地軍政領導發出指示,要求整理北海銀行,籌辦魯西、魯北、清河三銀行,擴大及整理泰萊區流通券,發行曲泗寧自治區流通券。6月1日,北海銀行清河分行在壽光成立。l940年秋,山東省戰工會在魯中設立北海銀行總行,膠東北海銀行改為分行。

                1941年全省財經文教大會,專門研究了銀行工作,決定統一北海銀行系統,擴大北海幣的發行,加強貨幣斗爭。隨后,銀行從財政處分離出來,獨立的北海銀行系統逐步建立起來??傂兄略O分行,分行之下設支行,支行之下設縣辦事處,縣辦事處之下設代辦所。全省設有膠東、清河、冀魯邊、濱海四個分行,受總行領導,業務仍然獨立經營,魯南支行受濱海分行領導,總行兼魯中區工作。北海幣分區發行,票子上印有各區文字,相互之間不能流通使用。從1942年夏天開始,省戰工會統一進行貨幣斗爭,加強了北海銀行的統一。1943年春,北海銀行總行由魯中遷到濱海,與濱海分行合并,魯中區建立分行。同年6月,省戰工會制定了《北海銀行組織章程》,對銀行的組織領導和業務范圍作了統一規定,成為統一全省銀行工作的準則,標志著北海銀行系統基本建立起來。

                開展貨幣斗爭  北海銀行總行及各分行建立后,對敵展開了激烈的貨幣斗爭。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法幣在解放區和敵占區都自由流通,幣值比較穩定。即使在敵占區,法幣在美英等國支持下,也占有優勢地位。日本帝國主義在敵占區大量發行偽幣,收兌法幣,拿到上海等地的美英銀行換取外匯(美元或英鎊),向國際市場套購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物資。因此,他們仍允許法幣在其占領區自由流通。此時,由于北海幣發行量尚少,在山東抗日根據地內尚不能發揮本幣的作用,所以采取了依靠法幣、保護法幣的政策,法幣在山東抗日民主根據地也占優勢地位,抗幣(抗日民主政府發行的貨幣)僅作為法幣的輔幣存在。針對土雜鈔泛濫、日偽幣入侵、敵人利用法幣和套取法幣等情況,這一時期的貨幣斗爭主要是打擊偽鈔、取締土雜鈔。

                打擊偽鈔。日偽在華北發行大量偽準備銀行票,在各大城市及交通沿線流通,并逐漸向抗日根據地推行。日偽一方面大肆搜刮“法幣”,一方面須采取“并集”的辦法,把敵據點附近的集市并入據點,誘使群眾到據點趕集,用偽鈔交易。并常常出動小股部隊圍集,搜索群眾腰包,對法幣實行沒收或壓價收兌??谷彰裰髡樹h相對,嚴厲查禁偽幣,使偽幣不但不能在根據地內流通,就是在游擊區也不能使用,從而有力地打擊了偽鈔。

                取締土雜鈔。抗戰初期,因秩序混亂,金融滯澀,各地商民大量發行土雜鈔,山東的國民黨政府和軍隊也發行二三十種貨幣,這給人民生活造成極大困難。各地區抗日民主政府均采取相應辦法進行清除。如對地方商會、商號、士紳發行的錢貼子,限期登記清理;對國民黨地方武裝政權發行的雜鈔,抗日民主政府概不承認,并嚴禁其流入根據地;對投降派或頑固派的票子,視情況采取沒收其財產進行收兌的辦法,盡量減少人民的損失。這些措施符合人民的利益,得到群眾的擁護,使土雜鈔很快在抗日根據地絕跡。

                排斥法幣。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向美、英等國宣戰,存于上海、天津等租界外商銀行的70余億元法幣落入日寇手中。法幣作為國際貨幣失去向英美套取物資的作用。因此,日偽政權一方面在占領區內全面禁用法幣,一方面驅趕法幣流向抗日根據地,掠取物資。法幣大量流入,物資大量流出,造成抗日根據地一度通貨膨脹,使人民生活受到嚴重危害。面對這一嚴重局勢,如果抗幣仍作為法幣的輔幣,勢必會使北海幣淪為法幣的附庸,無法戰勝敵人的貨幣斗爭。為此,山東根據地先后采取了法幣貶值和停用法幣的政策,開展了排斥法幣的斗爭。

                1942年1月,省戰工會指示各地,為提高北海票信用,鞏固抗戰金融,各地區應迅速確定以北海票及民主政權所發行之紙票為本位幣,對法幣實行七折、八折、九折等使用。4月,山東分局財委會和省戰工會又先后發出指示,要求實行法幣貶值或降價政策,逐漸禁止法幣流通,擴大北海幣的流通范圍。

                從1942年4月1日起,南京汪偽政權采取壓低法幣價格的手段,5月又停止“中央”、“中農”兩行法幣在淪陷區流通,勢必將法幣驅向抗日根據地。為粉碎日偽傾銷法幣、掠奪根據地物資的陰謀,5月29日,山東分局財委會作出《關于法幣問題的指示》,要求各地立即實行貿易統一管制,嚴格實行以貨易貨,阻止法幣內流及物資低價外流,宣布以北海票作為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本位幣。自7月1日起,所有軍政民間之來往賬目,借約契據,一律以北海幣計算。

                在山東分局和省戰工會的統一布置和領導下,各地先后展開了“排法”斗爭。但這次“排法”斗爭,只在膠東等部分地區取得初步勝利,而且極不鞏固。多數地區仍是物價飛漲,法幣內流,物資外流,經濟危機相當嚴重。

                停用法幣。1943年秋省工商管理部門成立后,決定首先抓貨幣斗爭。7月初,濱海專署在《大眾日報》發布布告,宣布自7月21日起停止使用法幣,動員群眾迅速排擠法幣,或向銀行兌換本幣。7月9日,山東分局發出《關于停用法幣的指示》,號召全體黨員帶頭不使用法幣,不收受法幣,作查禁法幣的模范,宣傳和動員群眾限期將法幣兌換成本幣。北海銀行也把原來用作準備金的法幣,大量投入敵占區換回物資,以免因法幣跌價而受到損失。

                由于宣傳工作做得比較深入,黨的政策深得廣大群眾的擁護,采取的步驟也比較穩妥,在黨政軍民的共同努力下,貨幣斗爭在濱海地區獲得了初步勝利。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就將幾千萬元法幣排擠出根據地市場,北海幣幣值上升,市場物價下跌。

                經過各地不懈努力,貨幣斗爭取得越來越大的成績。1943年,至少有6億元法幣被排擠出根據地市場。到1945年,又將幾十億元偽鈔從新解放區排擠出去,基本實現了排法禁偽任務,本幣發行量和流通范圍不斷擴大。到抗戰勝利前夕,山東抗日根據地約有7億元本幣在市場流通。1945年8月1日省政委會決定,全省各地區發行的本幣不分地區統一流通。至此。獨立自主的本幣市場完全建立。

                開展“奪金”、“運金”斗爭  在動蕩殘酷的戰爭環境中,作為硬通貨的黃金,是支撐戰爭的重要戰略資源。膠東是我國黃金的主要產區,其中招遠玲瓏金礦是當時全國最大的金礦,所產尤盛。因此,膠東黃金成為日軍、國民黨軍隊以及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爭奪的重點。l938年,中共膠東特委先后成立采金委員會、玲瓏采金局,統一管理根據地內的金礦。與此同時,采金局還組織敵占礦區工人進行斗爭,把生產的黃金秘密運到根據地。在八年抗戰中,膠東區把13萬兩黃金分別送往山東分局和中共中央。這13萬兩黃金在國民黨政府停止八路軍軍費撥付并封鎖抗日根據地的情況下,為根據地軍民粉碎敵人經濟封鎖、度過財政難關,最終取得抗戰的勝利,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另外在魯中,1941年2月,也成立了魯中金礦總局,為支援魯中及全省的抗戰事業做出了一定貢獻。

                (三)工商稅的整理與開征

                取消苛捐雜稅  山東的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初,即著手整理抗戰前國民政府設立的稅種。1938年,膠東蓬黃掖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明令取消的舊稅項有印花稅、牲畜稅、屠宰稅等13種,無形中取締的有海產捐、碼頭捐、門牌捐等17種,保留的稅項有田賦、契稅、礦租等17種。至1940年,全省采用的稅目,只有田賦、契稅、救國捐、貨物救國捐、鹽捐、煙酒營業牌照稅、礦租等7種,其他舊稅約40多種都取消了。

                建立稅收制度    1940年以前,山東抗日根據地已有部分地區開始進行正常的稅收工作,但是數量很小,根據地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捐款和攤派。各地苛捐雜稅盛行,人民負擔沉重而不平衡。為此,1940年8月,山東省戰工會在施政綱領中提出:廢除苛雜,整理稅收,實行累進稅制。同年12月15日,山東省臨時參議會討論通過了《山東省稅收暫行條例》,以及《貨物稅征收施行細則》、《縣稅務局征收處組織大綱》等稅收法規,為各地制定正規的稅收政策,提供了依據和標準。

                《山東省稅收暫行條例》規定,稅收種類為田賦、鹽稅、礦務稅、貨物稅、營業牌照印花稅、田房契稅、牲畜屠宰稅等7種,各地不得另立名目?!渡綎|省稅收暫行條例》及其他一些稅收法令的公布,標志著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稅收工作初步走上正規。從此,山東革命根據地在實踐中逐步建立起完整的稅收制度。

                1941年7月7日,山東省戰工會在《關于響應中共山東分局建設山東抗日根據地十項建設運動號召的決定》,對稅收問題作出了統一規定。根據這些規定,1941年9月,省戰工會結合《山東省稅收暫行條例》執行情況,對條例進行部分修正。把稅收分為國家收入和地方收入,前者包括田賦、鹽稅、礦務稅、貨物稅、營業牌照印花稅,后者包括田房契稅、牲畜屠宰稅。并對田賦、鹽稅、貨物稅等某些稅目的稅率作了必要修正。從此,這個條例就在山東抗日根據地沿用下去。

                隨著捐款收入的減少,稅收數量的增加,全省稅收在財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和在各項收入中的位次逐年提高。1940年占財政收入的9%,居第五位;1941年占19%,居第二位;1942年占財政收入的41%,居第二位。各種稅收累計起來,占總收入的比例高達82%以上,充分說明稅收已經成為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

                為了完善稅收制度,增加稅收收入,1940年12月,省戰工會制定了《貨物稅收征收施行細則》。1942年5月30日,省戰工會又作出《關于稅務問題的決議》,逐步建立起正規的稅收制度。通過稅收,不僅增加了財政收入,保證了戰時供給,而且保護了根據地生產事業的發展,防止敵人的傾銷和掠奪,改善了民生。

                (四)開展減租減息運動

                初步開展減租減息運動  抗戰爆發后,為了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建立、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奪取抗戰的勝利,中國共產黨將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變為減租減息的政策。這一政策的轉變,是黨從抗戰大局出發,兼顧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實際需要作出的重要決策。

                在山東,由于抗戰初共產黨沒有抓住機會廣泛建立抗日民主政權,減租減息運動無從談起。直到1939年,隨著一批抗日民主政權的建立,減租減息斗爭才在山東部分地區初步開展起來。1939年1月,冀魯邊區開始貫徹減租減息增加雇工工資的政策,并以政府法令的形式在全區推行。鹽山、樂陵、慶云、東光和南皮等縣舉辦減租減息訓練班,培訓骨干,宣傳有關減租減息的政策,發動群眾向地主豪紳進行說理斗爭,極大地鼓舞了群眾的斗爭積極性。但就全省而言,當時開展這種斗爭的地區還很少。

                11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深入群眾工作的決定》,明確提出,必須進一步依靠群眾,深入群眾工作。11月6日,中共中央就山東及魯蘇戰區工作發出指示,要求在八路軍控制區域,以黨政軍為力量,真正改善群眾生活,切切實實執行減租減息政策。按照中央指示,膠東、沂蒙等地區開始部署減租減息運動,如蓬黃掖、沂南縣、膠東北海公署分別出臺了減租減息的政策和辦法,開展了減租減息斗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群眾的抗日和生產積極性也大大提高,有的村莊發動群眾開展了反惡霸斗爭,懲辦了個別勾結敵、偽、頑的不法地主。

                在總結全省各地減租減息斗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山東省臨時參議會于1940年11月11日通過并公布《減租減息暫行條例》,規定地主不論租佃、半種,一律按原租額減少l/5,地租一律不準預交;錢主之利息收入,不論新債舊欠,年利率不得超過1.5分。這項規定,被稱為“五一減租、分半計息”。這是省參議會對全省面上減租減息工作的第一次部署。

                總體上看,1941年以前,山東抗日根據地在部分群眾基礎較好的地區開展的這些減租減息斗爭,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由于當時抗日根據地和各級抗日民主政權尚處于初創階段,加上各級干部對“雙減”運動的必要性、緊迫性認識不足,這一運動并沒有在全省普遍展開。

                抗日戰爭進入嚴重困難時期后,為了進一步煥發抗日根據地廣大群眾抗日與生產的積極性,團結各階層堅持長期抗戰,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2月6日,又發出了《中央關于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要求一切沒有實行減租減息,沒有發動起群眾的地區,迅速實行減租減息,迅速把群眾發動起來。

                《決定》和《指示》下達后,山東分局開始重視,《大眾日報》于2月22日和25日進行轉載,省戰工會于3月28日召開第25次常委會,研究和檢討土地政策的執行情況,著手布置此項工作。就在這時,劉少奇來到山東??梢哉f,截止到此時,山東進行的減租減息還是零星的、部分地,總起來看還極不普遍深入。

                全面開展減租減息增資運動   劉少奇來山東后,經過深入地調查研究,指出群眾運動是山東各項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環。發動群眾運動的中心環節,就是要轟轟烈烈地開展大規模的減租減息運動。按照劉少奇的指示,山東分局于1942年5月4日作出了《關于減租減息改善雇工待遇開展群眾運動的決定》,并隨后發出兩個補充指示,在根據地部署開展減租減息運動。在劉少奇的指導下,減租減息運動首先在濱海地區的莒南、臨沭縣進行了試點。在取得初步試點經驗的基礎上,按照山東分局的統一部署,魯中、魯南、清河、膠東等根據地也紛紛行動,減租減息增資運動在整個山東抗日根據地全面開展起來。到l943年6月,山東抗日根據地(不包括魯南和冀魯邊),減租戶l8294戶,減租糧為6207283斤,減租地393482.7畝;減息糧25348斤,減息款111034.8元;增資人40406人,增資糧8192960斤,增資款23016元。人民群眾由于生活得到改善,抗日積極性大大提高。到1943年6月,根據地中建立群眾組織的村莊占根據地村莊總數的62%;參加組織的群眾占人口總數的32%。

                深入開展減租減息運動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減租、生產、擁軍愛民及宣傳十大政策的指示》,其中要求各抗日根據地要認真進行減租減息。遵照中央和分局的指示,山東在老區的10.1萬個村莊開展了查減斗爭;在新區的1.5萬個村莊開展了減租減息和增加雇工工資運動。運動中,普遍開展了反封建政治壓迫、反惡霸斗爭。到1944年底,全山東抗日根據地約有1.47萬個村莊進行了減租減息增資,約占全部村莊的63%。隨著工作的深入開展,地主的戶數和土地減少了,中農的戶數和土地大為增加,雇農的戶數大為減少,階級構成和農村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

                (五)開展對敵貿易斗爭

                實行以貨易貨政策,禁止糧棉資敵  從1941年到1943年,日軍在實行軍事封鎖的同時,還加強了對根據地的經濟封鎖。為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山東抗日根據地一方面盡力發展根據地生產,做到糧食和其他日用品自給自足,同時加強了貿易管理,嚴禁主要物資輸入敵占區。為粉碎敵人向根據地傾銷法幣、掠奪物資的陰謀,山東根據地還實行了“以貨易貨”的貿易政策。

                為了確保根據地棉產數量足夠供給抗戰軍民所需,禁止運輸資敵,1941年9月初,省戰工會特制定《禁止運棉資敵暫行辦法》,9月18日又發出關于禁止運棉花出境的通知,加強根據地內棉花管理。1942年6月,省戰工會又制定了《關于獎勵糧食入境及嚴禁糧食出口資敵暫行辦法》,規定,凡接近敵占區的抗日民主政府,就大量地發動民資、游資或低利貸款給貧民,使民眾集體或私人到敵占區販運糧食,并給予武裝保護。為鼓勵敵占區糧商把糧食大量販運到根據地,對從敵占區運入之糧食予以通行證,不交關稅。同時為做到禁止糧食出境,接敵區和海岸線、沿交通要道的縣份,在邊區村莊制定警戒封鎖線,凡在此線內往外運輸糧食,一律阻擋扣留。

                為了保證根據地軍事物資的供給,統制對外貿易,山東根據地實行以貨易貨的貿易政策,以我所有換我所無。用根據地的土產,到敵占區換取急需的軍用民用物資。針對敵人利用奸商和特務向根據地高價收買糧食和土產的問題,各地在邊沿區建立封鎖線,加強了封鎖和緝私工作。在中共山東分局和省戰工會的統一領導下,各地都采取了一些對敵經濟斗爭的措施,取得了一定成績。膠東區在對敵進行糧食戰方面取得的成績比較顯著。1942年,遼寧及北海等地敵人加緊糧食統制,膠東大小港口封鎖更加嚴密。膠東聯合辦事處撥款60萬元創辦了糧食運銷合作社,調劑民糧。1942年夏收前,敵人以2000萬元偽鈔辦理“官倉”,并實行“組合”配給。針對敵人的陰謀,膠東公署及時宣傳動員群眾,號召群眾“自己糧自己藏,反對交到公倉”;“種什么吃什么,反對不合理的糧食配給”;“自己糧食自己處理,有權自由買,自由賣”。動員敵占區人民不交、少交和晚交敵糧。并先后撥款4756439元從群眾手中購買軍糧,以防止根據地糧食外流,從而粉碎了日偽利用所謂“官倉”、“公庫”掠奪糧食的陰謀。通過禁止糧食出口資敵,調劑了各根據地的糧食使用,保證了軍需民用。

                調整貿易政策  為加強對根據地的財政工商管理工作的統一領導,從1943年下半年開始,由省到縣陸續設立了各級工商管理機關。為開辟根據地新的財源,工商管理部門打破傳統觀念的束縛,采取了新的貿易管理方針:一方面管理輸出輸入,展開對敵經濟斗爭,爭取有利交換;一方面調劑物資,穩定物價,扶助生產,保證供給。具體政策是:

                第一,對外貿易取消以貨易貨的政策,代之以掌握重要物資,實行嚴密管理,組織有利輸出,以便吸收外匯換取根據地必需物資的政策。所謂嚴密管理,實質上就是利用行政力量控制輸出輸入,中心環節在于掌握重要物資,對那些根據地能夠大量輸出又為敵占區所必需的重要物資實行必要的統制,或由政府組織專買專賣,或加以種種限制。對一般貨物,則允許自由貿易,僅用調整稅率的辦法來控制輸出輸入的數量。

                第二,在根據地內部實行貿易自由的原則,取消內地糧食統制和封鎖剩余土特產出口的舊辦法,代之以調劑物資,平衡物價和吸收剩余物資爭取高價輸出的新辦法。但同時又強調也不能放任自流。為扶助生產,維護群眾利益,仍須根據各種物資的供求狀況和物價變化,有計劃地進行地區間或季節性的調劑,以保持特價基本穩定。

                第三,兼顧群眾利益和政府財政收入兩個方面,從高價輸出、低價輸入中提高人民生活,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在邊沿區,要求一方面要嚴密封鎖敵區,加強緝私,增加敵區物資困難,另一方面要適當照顧敵區人民,擴大抗日民主政府的政治影響。

                各地工商管理局認真貫徹執行加強貿易管理的方針政策,在貿易管理特別是以外貿易的管理工作中,取得了顯著成績。由于措施得當,根據地財政收入明顯增加,1944年達到16億元,為開展反攻,迎接抗戰勝利提供了經濟保障。

                實行食鹽與花生油專賣  在加強貿易管理中,最突出的是,通過對食鹽和花生油的統制與專賣,爭取了高價輸出,獲得了巨大利潤。

                食鹽專賣。山東海岸線長,食鹽資源豐富,歷來為大宗輸出物資。濱海的主要鹽產地柘汪于1942年下半年被八路軍收復后,濱海專署向鹽民發放貸款和救濟糧,并在該地成立了鹽務署,領導發展鹽業生產。到1943年7月,在半年多的時間內,柘汪的鹽田由2000畝增至3000畝,年產量由過去的20萬擔提高到50萬擔。濱海工商局成立后,采取有力措施增加食鹽產量,到1944年底,鹽田又由3000畝增加到1萬畝,年產量由50萬擔增加到120萬擔,鹽民由1000人增加到3000人。同時打通食鹽銷路,提高鹽價,并對鹽價實行管理。鹽價未管理前,每擔15元,1943年底增至40元,鹽稅每擔只收10元,占鹽價的25%。鹽民收入普遍提高,60%的鹽民上升為中農。1944年及1945年上半年,濱海區鹽業收入,占該區全部工商收入的1/4。渤海區、膠東區的鹽產量也大幅增長。魯中、魯南雖不產鹽,但是濱海、渤海運鹽必經地,由于群眾參與運鹽,也增長了收入。

                花生油專賣。花生油也是山東的大宗輸出物資,除在本省敵占城市銷售外,還遠銷華中等地,南至上海,北至天津,都是山東花生油的銷售市場。不僅鄰區和敵區人民需要,而且日本海軍陸軍也大量購油以供軍用?;ㄉ偷漠a銷,季節性很強。秋收后花生米大量上市,冬季農閑時為打油旺季,此時花生米和花生油價格跌落。日偽往往趁機低價吸收,或用壓低油價,提高花生米價的辦法來破壞根據地打油業。1944年,抗日民主政府在濱海、魯中、魯南等花生主要產地開始對花生油實行統制,大量收買存貯,待機高價輸出,有力地促進了花生油的產銷。全省花生油年產量約8000萬斤,年輸出量約5000萬斤。由于實行統制爭取高價出口,內地油價由每擔270元提高到320元以至400元、500元,出口油價則漲至600元到1000元。大大提高了根據地農民的收入。

                由于統制重要輸出物資,實行靈活機動的進出口稅收政策,以及在邊沿地區加強緝私(沒收罰款約占全部稅收的1/10),抗日根據地在對外貿易上處于極為有利的地位。從低價輸入中,不僅換回了大量必需物資,而且還購到子彈和醫藥、電料等軍用器材,有力地支援了抗戰。

                (六)發展生產,壯大經濟基礎

                加強軍工生產  1938年,膠東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在黃縣圈楊家建立了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第一個兵工廠。到1939年底,膠東地區的兵工廠已發展到5個,職工達到2000余人。另外還有八路軍山東縱隊在魯山南麓之千人洞、沂水縣西部之桃峪建立的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一、二兵工廠,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在壽光創建的魯東兵工廠,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在莒南建立的兵工廠。此后,為給前線提供充足的武器,山東分局和省軍區一直非常重視軍工生產,多次下發關于大力開展軍工生產的指示,使根據地的軍工生產有了較大發展。據統計,從1944年1月至1945年8月,各地兵工廠在原基礎上迅速發展到25個,員工達5000余人。共生產槍支約12萬支、子彈90余萬發、擲彈筒270門,生產各類炮彈1.5萬余發、手榴彈51萬余枚。

                組織群眾開展農業生產  為了渡過由于敵人“掃蕩”和燒殺搶掠以及水旱災害帶來的嚴重困難,省戰工會還廣泛動員發動群眾,開展農業生產。山東抗日根據地各地區根據實際情況,努力開墾荒地,增加生產。在這方面,清河抗日根據地的墾區尤為突出。墾區系指利津、沾化、廣饒三縣濱海淤荒地區。1941年冬,八路軍進入墾區,成立抗日民主縣政府,設立墾區土地整理委員會。1942年春,根據中共中央有關土地政策的決定和指示以及山東分局、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的有關決定,頒布了墾區土地整理暫行方案,墾區分田墾殖暫行辦法,辦理土地陳報,調解土地糾紛,承認人民之財權、地權,代管逃亡地主之土地。為獎勵墾殖,將公田無代價地分給農民,實行計口授田,每人(壯?。┌l給官田30畝,并規定3年不納負擔糧。經過艱苦、細致的工作,墾區耕地大量增加,糧食大為增產。其中,l942年開荒44萬畝,較l941年擴大耕地4倍。另外,膠東區1942年開荒3.6萬余畝,濱海區開荒8000畝。

                為克服因敵偽頑夾擊和自然災害造成的嚴重困難,山東抗日根據地將開展農業生產作為救災措施之一。1942年7月14日,山東分局發出《關于救濟旱災的緊急指示》,要求全體黨政軍群集中力量進行救災。其中要求采取開渠掘井、實行灌溉等辦法,掀起抗旱救災高潮。根據地人民群眾就地開渠掘井,灌溉田園,最大限度地挽回了因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確保了1942年和1943年的農業豐收,為根據地軍民的反攻作戰打下了物質基礎。

                開展生產節約與反浪費斗爭  隨著敵偽“掃蕩”的頻繁和對根據地經濟封鎖的加緊,山東根據地日益縮小,財政供給愈來愈困難。因此,從l941年開始,山東抗日根據地的黨政軍領導在組織廣大群眾進行生產的同時,在部隊、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中開展了生產節約運動。

                1941年9月3日,省戰工會發出《關于節約問題的通知》,規定在10至11月兩個月內,各級政府、機關、團體及地方武裝一律減發一個月的菜金,其他各種費用亦力求節省。通知指出,節約的辦法不是消極地減發菜金,而是積極地從生產一方面來解決問題。生產的辦法是以種菜、喂豬、生豆芽、做豆腐、開磨坊、打油及開辦各種合作社為主。10月18日,省戰工會又正式作出《關于政權機關團體生產節約的決定》,要求各級政權機關組織生產節約委員會,積極推動與提倡,造成一種熱潮,以求生產運動普遍開展。這一決定,成為山東根據地部隊、機關開展大規模生產節約運動的動員。

                1942年,在山東根據地內,掀起了生產節約運動的高潮。在開展生產方,開荒,種地,打油,養豬,開磨坊、粉坊,開辦合作社,力求自力更生地解決部分口糧、副食及經費,以減輕群眾負擔。在節約方面,提倡嚴格執行供給標準,禁止一切不必要的開支,嚴禁浮支冒領,努力節省經費和糧食??诩Z一律供給原糧,由各單位自磨自食,不準向群眾以生換熟,也不準以粗糧換細糧。為節約糧食,省戰工會專門就減少會餐、限制招待菜金等費做出具體規定。在村鎮財政中實行預決算制度,嚴格限定行政經費,各村鎮教育、建設等一切公益事業開支,實行嚴格的審核程序。

                通過開展生產節約運動,根據地的開支大為減少,收入不斷增加,部隊、機關、團體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解決了財政供給不足的困難。整個山東抗日根據地,在1942年生產節約2000多萬元,其中濱海和魯中成績最大。1942年全省經費開支標準較上年減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發展紡織等手工業  1942年,山東抗日根據地在發展紡織手工業方面獲得了巨大成績。濱海區為扶持手工紡織業,發放專項貸款,土機每張500—1000元,洋機第張2000—4000元,紡車每架50—80元。并規定凡用貸款制成的成品,均能自由在根據地市場上銷售,如銷售不了,政府保證按一定價格收購。在抗日民主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紡織手工業得到蓬勃發展。除渤海區布匹一向自給有余外,1943年膠東和魯中已實現軍民所需布匹的全部自給,濱海做到軍隊所需布匹的全部自給。紡織手工業的發展保證了對外貿易的出超。根據地人民的生活,也因發展紡織業得到相應的改善。紡線的婦女4天紡線1斤,可得工資10元、15元至20元,可換糧食10斤上下;織布工人每天織布1小匹,可得工資30-40元。在紡織業比較發展的地區,男女老少冬天都能穿上新棉衣。婦女的家庭和社會地位,也因參加紡織而得到提高。

                在發展生活日用品方面,各地建造了肥皂廠、牙粉廠、毛巾廠、鞋襪廠、印刷廠、造紙廠等,生產了大量日用品。1942年膠東區生產肥皂l4萬條,魯中區生產肥皂4萬條,濱海區生產肥皂5萬條。由于濱海、膠東等地區處于沿海地帶,所以都致力于鹽業和漁業的生產,膠東區1942年產鹽644萬余擔,有漁船3272只。

                改革管理體制,發展公營經濟  在山東根據地生產建設中,公營工廠是一支骨干力量。公營工廠最早主要是兵工廠,1942年后逐步擴大到染織、鞋襪、造紙、印刷、制皂、卷煙、文具等業。隨著公營工廠規模的擴大,經營管理和分配制度上的不完善也日益顯露出來。主要是經營管理上的機關化束縛了工廠的活力。所謂機關化,就是忽視工廠生產物質產品的特點,把工廠當作黨政機關來辦,或用管理部隊的辦法來管理工廠。結果,工廠中生產任務不突出,行政管理機構龐大,人浮于事,官僚主義嚴重,非生產人員多于生產人員,非生產性活動多于生產勞動,勞動紀律松弛,生產效率低;生產缺乏計劃,生產成本高,經濟效益差;政治思想工作與經濟工作脫節,收效不大。在分配制度方面,供給制妨礙了工人生產積極性的提高。由于報酬不與勞動實績掛鉤,工人缺乏主人翁的責任感,對工廠的經營狀況不夠關心。

                1943年秋,山東省工商局成立后,除兵工廠由山東軍區領導外,其余公營工廠均劃歸工商局統一領導。在大生產運動的推動下,省政委會工商管理處認真總結過去辦廠經驗,以實行企業化管理和打破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為中心,對公營工廠實行了大膽改革。對企業管理方面,基本要求是,主要用經濟手段代替行政手段來管理工廠,使每個工廠都成為擁有固定資金的經濟實體,自負盈虧,提高經濟效益。經營管理方式的這一改革,以山東分局機關報《大眾日報》印刷廠作為試點,很快取得成功。該廠緊緊圍繞生產這個中心環節,從生產的需要出發精簡了行政機構,實行了廠長負責制,黨支部負責政治領導,全廠分為廠長、工務主任、組長、工人四個層次,脫產人員僅為8人。各部門為生產第一線服務,職責明確,工作協調,官僚主義和機關化作風得到了克服。

                在分配制度方面,1943年秋,有的工廠開始實行工資制,一般為計時工資,供給制仍部分保留,工人按其技術水平的高低確定等級。這一改革突破了傳統的供給制,刺激了工人生產積極性。缺點是工人的積極性往往局限于完成上級規定的生產指標,因為超定額部分得不到應有的報酬。有的工廠在實行計時工資的基礎上又前進一步,試行計件工資制,體現多勞多得、按勞取酬的原則,對鼓勵工人努力增產起了很大作用。缺點是工人只注意提高個人生產技術,只追求個人超額完成生產任務,但對整個工廠如何改善經營管理和提高經濟效益仍不甚關心。1944年4月17日,山東分局提出公私兩利的原則。按照這一原則,部分工廠開始實行供給制、工資制和分紅制相結合的混合型分配制度,使公營工廠管理制度得到進一步完善。

                通過經營管理改革,調動了工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了生產效率,從而促進了公營企業的蓬勃發展。到抗戰勝利前夕,根據地共有工廠88處,資金3000萬元,工人3000余名。隨著公營企業的發展,產品質量明顯提高,花色品種不斷增加,活躍了根據地市場,增強與外來商品的競爭力。1944年8月11日至15日,山東根據地舉辦工業展覽會,展出的產品琳瑯滿目,國際友人奧地利醫生羅生特參觀后興奮地說:在禁止日貨輸入的情形下,根據地能出產這樣的生產品,實令人驚異不止,新民主主義萬歲!

                (七)開展大生產運動

                大生產運動的開展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減租、生產、擁政愛民及宣傳十大政策的指示》,對開展大生產運動進行了部署。10月10日,山東分局作出《為貫徹中央10月1日指示的決定》。要求立即著手準備1944年實行大規模的生產運動。強調這個運動是黨政軍民學與人民群眾絕無例外的自己動手的生產運動。

                大生產運動的方針是:以農業生產為主,以家庭手工業生產、工業生產為輔,實行按家計劃,勞動互助,集體與個人相結合,兵與民共同生產。山東分局要求,各級黨委要實行首長負責制,領導同志必須走出機關,到生產第一線親自動手實踐;各級政府要籌集生產貸款,調劑選種,制訂開荒造林、修渠鑿井等措施;軍隊要繼續厲行節約,大力發展生產。根據山東分局的部署和要求,各級黨政軍機關把群眾性的大生產運動作為根據地的中心工作來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宣傳工作,大力宣傳黨中央關于發展生產的號召,陜甘寧邊區大生產運動的經驗和陜甘寧邊區勞動模范吳滿有的事跡;嚴格支差范圍和手續,明令禁殺耕牛,限制耕牛出口,保護農村生產力;開展勞動競賽,舉辦生產展覽會、生產交流會和勞動模范表彰會,樹立典型,推廣經驗;開生荒三年不交公糧,五年不征田賦,對努力增產之農戶在征收公糧時予以優惠;大量發放低息或無息貸款;開展生產互助等等。

                經過一年多的大生產運動,山東抗日根據地的農業生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各地糧食產量不同程度地獲得增長,超額完成了省戰時行政委員會確定的糧食增產目標,除渤海區以外,魯中、膠東、魯南、濱海均實現了棉紡自給。1944年下半年以后解放的新區也及時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人民的生活得以提高。一些被日偽頑制造的“無人區”,也煥發了新的生機。據統計,到1945年8月,山東抗日根據地共開荒和擴大耕地70余萬畝,打井5.2萬余眼,植樹1181萬余株;1945年全山東抗日根據地增產糧食6億多斤。山東分局及所轄部隊經常性費用自給率達到50%,從而減輕了群眾負擔,密切了政府與群眾的關系。同時,農業生產的發展也促進和帶動了副業、手工業和軍工生產的發展。

                山東抗日根據地軍民的大生產運動,徹底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克服了困難,改善了人民生活,儲蓄了大批糧、棉、油、鹽等重要物資,為大反攻作了物質準備。

                黨政軍群機關積極參加大生產運動   在大生產運動中,各級黨政軍群機關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制定了以種地、開荒、種菜、養豬、養羊等為主,以紡織、榨油、制粉等加工和運輸業為輔的生產方針,干部帶頭、全員動手,以實際行動積極投入到大生產運動中來。在大生產運動中,領導干部走在前,干在先,堅持發揮模范帶頭作用。羅榮桓不顧嚴重的腎病和尿血,親自率領大家挖鹽田。黎玉不顧負傷初愈,身穿便衣頭戴葦笠,同蕭華等分局主要領導帶頭深入基層,到生產第一線召開座談會,幫助群眾制定生產規劃,并帶頭參加生產勞動。山東分局領導的模范帶頭作用為各級黨政軍領導干部樹立了榜樣,許多領導干部紛紛挽起袖子,扛起镢頭,走上生產的第一線。他們鋪下身子真抓實干,以親自生產帶動群眾生產,通過深入調查研究來指導生產。省政委會、臨參會號召機關干部“走一村做一村”,并在駐地開荒種地辦農場,邊工作邊生產。膠東行署抽調干部組成工作隊,建立實驗區,總結推廣生產經驗,區黨委書記林浩親自深入農戶幫助制定興家計劃。魯南費滕嶧邊縣政府召集老農座談生產經驗,沂南縣委縣政府主動請勞動模范上生產課,濱中專署領導教群眾打棉杈,并在報紙撰文介紹棉花管理技術。

                山東軍區首先行動起來,延續了生產節約運動的要求,號召各部隊努力發展生產,厲行節約,除糧食、被服外,盡量做到菜肉經費自給。各部隊積極響應,迅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生產節約運動。全區部隊認真貫徹以農業為主的生產方針,北海銀行各分行也為山東軍區部隊大力提供低息生產基金,部隊前后方到處掀起了生產節約的熱潮。據不完全統計,1944年,魯中部隊開荒5928畝,產糧19.9萬公斤;膠東部隊開荒5783畝,產糧37萬公斤,生產節約1200余萬元,自給占經常費50%以上。渤海軍區墾區部隊達到了人均1.5畝地;魯南軍區自給半月糧;山東軍區直屬隊和濱海軍區開鹽田2000畝。全區部隊自給約占經常費50%以上。1945年,全區機關和部隊積極落實山東省戰時行政委員會關于機關自給70%,連隊自給60%經常費的指示,生產節約運動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部隊除特別費由政府供給外,經常費用的自給率不斷提高,有些部隊達到了自給有余,每人每天可以吃到5錢鹽、5錢油、1斤半菜,每月一斤半豬肉。

                在各級機關大生產運動中,地委以上機關普遍辦起實驗農場,引導農民把發展農業和發展畜牧業結合起來,把開荒與造林、防止水土流失、保護自然環境結合起來,在改良種植技術、加強農田管理上多下工夫,使農業發展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省臨參會和政委會新增農場80畝,機關干部分為兩個生產隊堅持業余生產。至1944年底,山東抗日根據地各級黨政機關共開墾荒地7.7萬余畝。

                與部隊一樣,各級機關的大生產運動也與節約運動同時進行。在1944年1月山東軍區、省政委會聯合發出的訓令中,規定各級政權機關及群眾團體要節約應領經費的20%-50%,并節約5至10天口糧,同時每人須節約一件應領物品。4月4日,分局財委會決定:年內部隊必須生產節約總經費的1/6,黨政民機關必須節約1/10。從1945年6月制定的機關人員供給標準上,也可看出當時厲行節約的力度。當時規定,機關干部每人每月用紙平均3張,除會計、記賬員和抄寫重要文件用墨水外,其余一律用顏料自配;燈油,冬季每燈每晚5錢,夏天3錢,干部兩人以上合用一盞,戰士、工人六人以上合用一盞;火柴,每燈每月一盒。這些決定和措施對開展生產節約運動起了保證和推動作用。

                通過大生產運動,廣大機關干部和部隊官兵增強了勞動觀念和群眾觀念,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增強了軍民魚水深情,同時極大地減輕了群眾負擔。

                開展生產競賽和創模運動  學習先進模范、組織生產競賽是大生產運動中一個成功經驗,典型引領、競賽推動在組織大生產運動中產生了重大作用。勞動模范鄭信就是當時推出的典型。1944年11月23日,莒南縣政府在大山前村召開鄭信生產總結大會。為鼓勵勞動致富,會上,縣政府獎勵鄭信毛驢一頭,縣各救會獎錦旗一面,現金百元,區農救會獎小豬一頭。12月20日,濱海區生產展覽及勞動模范大會在莒南縣坪上村隆重開幕。鄭信當選為勞動模范。領導給他披紅戴花,并獎勵他一頭大騾子。蕭華、謝輝、陳士榘在會上講話,號召軍民向勞動模范學習,搞好大生產運動。會后,鄭信將上級獎給他的牲口和農具全部捐開荒隊。就在這一年,音樂家王杰譜寫了《鄭信開荒》一歌,在濱海區廣泛傳唱。

                1944年春,村中成立變工隊,鄭信任隊長,他將全村劃分為29個互助組,帶領全村農民開荒120余畝。又集股辦起消費合作社,把全村多余勞動力組成運鹽隊、紡線隊、織布組,當年收入7萬元(北海幣)。往年大山前村200戶人家有160多戶吃糠咽菜,1944年家家都有余糧;有17戶逃荒外地的返鄉安居,7戶討飯的扔掉討飯棍。7月,鄭信出席了莒南縣英模大會,被選為一等勞動模范。1945年1月,又出席濱海區在莒中縣寨里河召開的勞動英雄大會,被選為勞動英雄。

                在學習鄭信活動中,根據地許多以前的懶漢、二流子發生了轉變,還涌現出大批勞動英雄和模范人物。1943年底和1945年初,濱海區兩次召開全區勞模大會,表彰英雄模范,選舉勞動英雄28人、勞動模范178人,并舉辦了生產展覽,檢閱了大生產運動的成果。其他戰略區也普遍召開生產展覽會和勞動英雄、勞動模范表彰會,總結推廣先進典型和經驗,號召農民生產發家、勞動致富,開展了向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吳滿有學習的活動。除鄭信外,山東抗日根據地在大生產運動中還涌現出朱富勝、王兌一等一大批勞動英模,成為廣大農民學習的榜樣。

                與時同時,學習先模人物、組織生產競賽在工業系統也開展起來。1942年底,毛澤東代表黨中央在邊區高干會議上,號召開展向模范工人趙占魁學習活動,得到山東各地工會和企業、工廠、機關的熱烈響應。從1943年4月開始,山東各公營工廠首先開展了紀念“五一”的“紅五月大生產競賽”,紛紛制定計劃措施,提出競賽目標。八路軍山東軍區后勤部各廠在競賽中一馬當先,效率直線上升。如紡織業產量,一躍超過了原定計劃的55%,有的軍工廠產量提高了2倍。

                學習趙占魁運動的開展,為抗日根據地廣大工人提供了發揮聰明才智的大好機會。大批新產品和新發明不斷涌現,填補了抗日根據地經濟建設的空白,在較大程度上滿足了軍需民用。如膠東地區通過競賽,發動職工,群策群力自制鋼板,自制鉛字,解決了根據地印刷的困難。魯南軍工后勤廠,大膽革新,染布用土堿代洋堿,注意合理用藥,不但解決了原料來源,而且節省原料開支的一半。膠東軍區兵工廠,為解決硫酸的來源,開動腦筋,大膽嘗試,用日用陶瓷罐自制反應設備,制出了合格硫酸,自力更生制造了高效甘油炸藥。魯中自制顏料成功,一季冬衣即可節省200萬元,自制成功西藥數10種,解決了抗日根據地的部分醫藥困難。

                在開展學習趙占魁的競賽中,各地都涌現出一批勞動英雄和勞動模范。膠東軍勞動英雄于德水、丁振芳,積極鉆研技術,研究成功了“九二迫擊炮”和“開花”、“穿甲”彈。勞動英雄劉齊卿和李士英帶領職工研制成功了“手提式機槍”和“雙筒可換式機槍”。魯中軍區勞動英雄曹日嵐,連續發明和創造了五部軍工生產大機器,并帶領工人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將繳獲的日本山炮改造成了具有較大威力的大炮。濱海軍工某廠工會主任、勞動英雄侯君閣,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勞動,工效提高20%,質量合格率幾乎達100%。膠東的王旭九、秦有齋,魯中的董直夫在根據地的化學工業生產中積極探索,勇于創新,經過多次艱苦的試驗、研究,生產出了合格的硫磺、焦油、醫藥等急需產品,作出了巨大貢獻。

                為了鞏固山東抗日根據地學習趙占魁運動的成績,將山東根據地的創模運動引向深入,各地區工會按照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和省總工會指示,紛紛開展了評、選、樹、獎勞動英雄和勞動模范的活動,使各地勞動英雄和勞動模范的事跡深入人心。據不完全統計,從1943年5月到1946年1月,山東各抗日根據地工會在開展學習趙占魁運動以來,共召開地區英模表彰會12次,表彰勞動英雄39名,各類勞動模范562名。

                以學習先進模范、組織生產競賽為主要形式的創模運動,不僅對山東抗日根據地各項事業的發展起了極大作用,促進了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同時也在工人、農民群眾中培養起一種新的思想品格和道德風尚,促使其素質的提高,對山東工人、農民階級的成長發展,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

                勞動互助合作運動  在組織群眾開展大生產運動的過程中,山東分局結合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實際,指出組織勞動力是發展生產的中心環節,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大力推廣換工互助與合作生產。到1944年,山東抗日根據地組織的各種互助組已達6.42萬余個,共38萬余人,有些基礎較好的地區,組織起來的人數占勞動力總數的10%-15%。許多地區還創造了一些勞武結合的組織形式進行大生產,取得了不少成績。

                這種勞動互助叫變工組,也叫搭犋組。主要有以搭犋為基礎改造成的變工組,從集資或貸款伙養牛發展而成的變工組,以互助為主自愿結合成的變工組,實行人力牛力互換的變工組四種類型。如按階級成分分析,則有貧農與貧農變工,中農與中農變工,中農與貧農變工,貧農與富農變工,富農與富農或中農與富農變工等不同形式。變工組少則五六戶,多則十來戶,規模一般不大,多以黨員和勞動模范為核心,以民兵和農救會員為骨干,抗屬和孤寡戶編入組內,以幫助其生產,村干部則分散編入各組,以便于領導。編組時,一般注意使生產組織(變工組)與群眾組織(農救會)和武裝組織(民兵)三者相結合,同時注意使地多有牛戶和無牛的貧農編在一起,把地少的有牛戶和無牛的中農編在一起,以利于調劑人力牛力,發展生產。

                為了切實維護群眾發展生產的切身利益,在解決記工、分紅問題時,還注意盡量做到等價交換,互惠互利。計工算賬的關鍵是牛工的計算及其與人工如何合理交換的問題。通常是用牛耕地一天算一個牛工,或一天耕一畝半、二畝地算一個牛工。至于牛工和人工的交換,較普遍的做法是一個牛工換二至三個人工,牛多的地方也存在一個牛工換一個人工的情況。

                隨著大生產運動的不斷深入,組織勞動力的形式也由簡單的變工組向多樣化發展。到1945年初,大致發展為以下幾種:一是以全勞力在春耕秋耕等大忙季節與牛力變工互助的變工組、插伙組、搭犋組;二是以戶為單位,將全勞力、半勞力、男女老幼、牛力、農具組織起來,實行長年變工;三是以全勞力為基礎,與木匠、機匠、小商人等結合,在從事農業生產之外兼營打油、運輸、包工、經商等其他副業,并實行集體分紅。據l945年8月88個縣統計,山東抗日根據地變工互助組,已由1944年底的6.4萬余個發展到l0.87萬余個,參加人數也由l944年底的38萬余人發展到l03萬余人。

                除上面所說三種形式之外,還有一種是由集體變工經營發展而成的集體、個體等多種形式的專業或綜合性的生產合作社。合作社以貧農、中農基本群眾為主,并爭取與團結富農,將一切勞力、畜力、土地、肥料、副業等完全折成股份入股,實行按股分紅。在合作社的分配形式上,實行公私兩利、按勞分配、按資分紅的原則。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合作社經營的范圍,從開始的以經營消費品為主,逐步擴大到生活服務、生產、運輸、存貸款等方面;在生產經營種類上也由1944年初的榨油、紡織、鐵木工等十幾種,發展為供銷、運輸、繅絲、染織等40余種;參加合作社的人員越來越多,有些合作社已開始由個體經營向集體經營過渡。據1945年8月統計,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合作社已由1944年底的1839個發展為4926個;入社人數由1944年底的l21萬人發展為l44萬余人,入股資金由ll66萬元(北海幣)增至6942萬元。

                農業生產互助合作形式的出現,解決了農業生產中缺少畜力、人力的困難,節約了勞動力,提高了勞動效率,促進了副業生產,同時有助于群眾之間交流生產經驗,從而提高生產技能,而且通過勞動互助,使群眾之間互助友愛精神得以發揚。

              初審編輯:

              責任編輯: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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